华为中兴如何反击

发布时间：2020-07-13 12:16:44 阅读：次来源：地坪厂家

9月13日，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丁少华在美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发言。当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在国会山举行听证会，以确定华为和中兴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该调查已持续近一年。记者方喆摄

根据WTO协定“安全例外”条款的法律规定，姑且不论美国国会调查得出中国两家企业“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这一结论是否准确（事实上，中国两家企业均否认这一结论并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自身的独立性），“与政府关系密切”这一理由本身就不在GATT1994第21条“安全例外”规定的法定情形之列。援引该条例外来限制中国企业投资、贸易的行为根本就没有WTO规则依据。

美国国会发表的报告以及建议并不具备国际法根据，与WTO“安全例外”条款完全背道而驰，是对该条款的滥用，实质上就是一种投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华为与中兴可准备通过美国法律规定的行政救济手段以及行政诉讼的司法救济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中国政府可准备向WTO争端解决机构申诉，请求该机构对此作出裁决，由于WTO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作出的裁决美国方面必须予以执行，这就会迫使其改变错误决定。

10月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表调查报告称，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建议美国政府阻止这两家企业在美开展投资贸易活动。

这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针对中国发动的又一起带有浓重保护主义色彩的严重事件，此事件不仅对华为、中兴两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具体业务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而且对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也势必造成严重不良后果。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日渐增多，涉及的领域不再限于以往的能源、建筑等传统行业，已开始涉足众多高科技领域。与此同时，中国投资的地域也不断扩大，已由主要向发展中国家投资扩展为向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范围投资。

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出于“冷战”思维，背弃了其一贯推行的投资、贸易自由化的宗旨，针对中国企业的一些正当投资行为百般阻挠、极力遏制，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所谓的“国家安全”，以此为借口阻止中国企业对相关行业的投资贸易活动，这已成为近期频发的一个普遍现象。

我们应当认真地从国际法角度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国际法规则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等法律手段对此加以反击，消除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投资、贸易行为实行的歧视性政策，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WTO规则中“国家安全”的规定与运用条件

在国际投资领域，WTO体制中《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是各界公认的、规范各国投资政策和行为的权威国际法文件。尽管该协定强调其规制的投资措施必须“与贸易有关”，但国际法学界普遍认为，在国际投资尚缺乏实体性国际法规范的情况下，该协定对国际投资行为的规制作用十分明显。由于WTO是一个多边贸易组织，因此，该协定冠以“与贸易有关”字样，使得WTO管理国际投资行为更为名正言顺。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开宗明义倡导投资、贸易自由化以及自由竞争，指出：“期望促进世界贸易的扩大和逐步自由化，便利跨国投资，以便提高所有贸易伙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经济增长，同时保证自由竞争。”并指出，“认识到某些投资措施可能产生贸易限制作用和扭曲作用”，特订立此协定，以规范成员方制定的国内投资措施。

在规定成员方应当对外国投资行为实施国民待遇、普遍取消数量限制以及透明度等法律原则的同时，该协定规定，GATT1994项下的所有例外均应酌情适用于该协定的规定，因此，GATT1994第21条“安全例外”应适用于该协定。

鉴于此，分析、研究GATT1994第21条“安全例外”条款的规则含义，对于判断美国等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企业投资、贸易采取的限制措施的合法性，并采取法律行动，无疑是必须要做的功课。

从立法者的本意来看，无论是GATT1994第20条“一般例外”、还是第21条的“安全例外”，其目的是在降低贸易与投资壁垒、推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同时，给成员方确保其国内经济、社会安全、稳定提供一个“安全阀”。

当成员方在履行WTO协定义务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危及国家安全、公共道德、人类以及动植物生命健康、保护可用竭资源等情形时，可采取豁免协定义务、WTO规则所允许的投资或贸易限制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他国投资或贸易的行为可以找到WTO规则的依据来源。

但问题在于，尽管WTO规定了成员方可以享有“安全例外”条款赋予的权利，但绝不是允许成员方滥用这项权利，成员方在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投资、贸易行为时，必须遵守WTO协定条款，否则就是对WTO规则的违反，势必侵害其他成员方的合法权利。

首先，GATT第21条“安全例外”规定了可供援引的、十分具体的情形，只有在这些情形下，成员方才能运用此例外条款。综合起来，该条款规定了以下三种情形：第一、成员方可拒绝提供其认为如披露则会违背其基本安全利益的任何信息；第二、成员方有权采取其认为对保护其基本国家安全利益所必需的任何行动；第三、成员方为履行其在《联合国宪章》项下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而采取的任何行动。

以上三种情形中，实践中运用的最为普遍、也是与本次华为、中兴事件有关的就是第二种情形，但该条在赋予成员方采取行动保护基本国家安全利益权利的同时，明确列明了必要的条件，即，涉及“基本国家安全利益”的法定情形：1、与裂变和聚变物质或衍生这些物质的物质有关的行动；2、与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的贸易有关的行动，及与此类贸易所运输的直接或间接供应军事机关的其他货物或物资有关的行动；3、在战时或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下采取的行动。

也就是说，只有在以上三种情况发生时，WTO成员方才可以援引“保护基本国家安全利益”的例外规则，限制外国的贸易与投资行为。可见，“安全例外”或“国家安全”例外并非是一项原则性规定，而是具有完整、准确法律含义的法律规则，绝不是成员方可以信手拈来、随意滥用的“挡箭牌”、“保护伞”。

其次，根据一般法律原理以及WTO的司法实践，对于“例外”条款应当从严解释和运用，这对于维护WTO规则的有效性和法律尊严是极为重要的。

顾名思义，“例外”就是正常情况以外偶然发生的、非惯常性的行为，在各国的法律制度中，无论是立法者还是司法者对于“例外”条款都奉行从严解释和运用的原则。因为，如果扩大“例外”条款适用的范围势必会对法律中普遍性、正常性的规定产生破坏和冲击，使得法律本身的制定变得毫无意义。基于同样的道理，从严解释和运用“例外”条款也是国际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专家组、上诉机构在审理成员方之间贸易争端时多次对这一原则加以强调。

由此可见，尽管各国可援引GATT1994第21条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外国投资和贸易采取限制措施，但必须符合该条款明确规定的法律条件和情形。不仅如此，成员方还必须尊重对“例外”条款从严解释和运用的国际法原则，善意地、十分慎重地行使这项权利。